第四百一十九章 新任命、新差事 (第6/8页)

左”言论，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“尝持偏论”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但事实上，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，其之前的“极左”面貌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“基本教义派”支持的一种手腕。在野的时候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可以指点江山、挥斥方遒，而一旦亲自执政，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，他也就只能成为、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。

    林义哲知道，大清帝国第一轮“改革开放”，历时三十多年。以“甲申易枢”为界，醇亲王主政的后十年，与恭亲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，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。而且在海军、铁路、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，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。尤其在新疆和台湾先后建省，大大加强了对边疆省份的控制。外交方面，醇亲王也展现了与恭亲王一般的灵活身段，以至于后世的主流史学家们批判这位“爱国王爷”一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，怎么就和乃兄一般软弱、一般“卖国”。这类似于恭亲王当年发动政变，处决了肃顺等人，却几乎完整地继承了肃顺的所有政策，尤其是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的政策。将权力斗争与政策连贯有效地进行了区隔，不因人废事，更不因人废制。

    更为吊诡的是，野史把恭亲王、醇亲王哥俩争权传得有鼻子有眼，实际上这哥俩时常聚会，并且共同感慨挑担累、挑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担子更累。或许，那种留在纸面的“争执”。只是“前人撒土、后人迷眼”罢了。

    “可这洋债，只怕是不那么好借的罢？”慈禧太后皱了皱眉，说道，“洋人的钱，是不肯白借的，定是要有质押之物吧？”

    “回皇太后的话。借洋债不一定非需有质押之物，”林义哲答道，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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